心理疗愈师吴若权：疫情下学习放手，再放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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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道：本刊 叶洢颖、摄影：受访者提供

2020年至2021年，对许多人来说大概是阴云笼罩的两年。

经济停顿；社交活动停止；长时间困在单一的室内；最让人忧伤的，莫过于来不及跟至亲挚爱道别，甚至连见最后一面亦是奢望。

眼看着亲人有说有笑地步入医院，最终却只能通过手机屏幕说再会。要如何放下？要怎么面对伤痛呢？

“作家”是吴若权最为人所知的身分，此外，还集广播主持、企管顾问、咖啡师、心理咨商师于一身，这次他以“心理疗愈师”的身分登场，告诉我们要怎样才能做到“放手、放心”。

2021年末，又到了回顾过去一年点滴，但是这一年仿佛与2020年没有明显的界线，阴霾依旧没有散去，“离别”突如其来得依然频密，杀得人们一个措手不及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“‘道别’未必是在生死永隔的那一刻。其实人生时时刻刻都是在道别，只是在疫情之前我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点。”

吴若权在手机屏幕的另一端，坐在平日直播的位置上娓娓道来。不急不徐的语调，自带着令人安心平静的力量。

接纳逝者已逝，道别才有意义
“譬如我们与父母亲同住，每一天上班、下班，其实每次重逢和道别，很有可能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次。只是没有疫情，我们从来不会去想这些事情。”

“当疫情发生后，我们真正经历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很多遗憾。”

他认为，“道别”不一定是在生死永别的当下，换言之，无论对方离开了多久，人们都能随时处理“道别”。

他提到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实际上比较困难的并非处理“道别”，而是无法接受亲友离开的事实。否认和抗拒的心理才是真正让我们无法说好好说再见的原因。

“在道别之前，我们怎么去接受家人因为疫情而突然离开的事实，接纳并且放下心中的抗拒，这可能是远比道别更重要的学习。”

“如果你能接纳、臣服这个事实，然后你开始认知这个人已经离开，这个‘道别’才会有意义。”

吴若权认为，“道别”不一定是在生死永别的当下，换言之，无论对方离开了多久，人们都能随时处理“道别”。
疫情下的道别方式
由于疫情的缘故，人们只能隔着厚厚的玻璃窗遥望因冠病逝世的亲人，连最后的亲吻、抚触都做不到。

于是，他给予了数个“道别”的建议，例如选择一个地点，无论是墓地、骨灰安放处、家里某个对方最爱的角落或任何对于彼此最有意义的地点，手里拿着对方的照片，好好地诉说思念之情、不舍和感谢。

“生死学中有道谢、道歉、道爱和道别，你必须真心地讲出这些话，这是一个最具体且随时能进行的。”

又或者，无论你是否擅于用文字表达的人，写一封信、一张卡片、一本笔记，然后再根据各自宗教信仰的方式，将自己的心情“传达”给对方。

“像是佛教徒，可以把写好的信烧给你的亲人，这是一个仪式。”提到仪式二字时，他咬字的力度稍微加重，“对于生死来说，仪式是很重要的。若你不做些什么，你会觉得有些事情没有做完整。”

第三种方式，便是拜访共同认识的人，或逝者关系非常要好、亲近的亲友，与他们聊聊有关于逝者生前的为人、记忆。

“可以利用视讯等沟通平台拜访这些亲戚好友，通过他们了解生前的亲人，同时通知他们死讯。虽然这个过程很哀伤，可这就是道别的练习。”

他说，“道别”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而且并不仅限于一次。比如每年的生忌、死忌，均是可以道别的时候。

“能拉长（道别的）时间，增加次数，让你从悲伤中获得疗愈自己的力量。”

最后，代替逝者完成他来不及完成的心愿或事情。哪怕是吃他爱吃的面，代替他体验生前来不及体验的事。

“这也是道别和疗愈很好的方式。你可以通过那碗面的滋味，想起他生前的喜好，你们有共同的经历。慢慢地，你会感觉到虽然他的肉体已经离开，但他的爱、精神和想法一直与你同在。”

“这种连接会让我们觉得没那么孤单，没那么感伤。”

同理不同情，踢走负能量
2016年，吴若权取得心理咨商师的执照，2017年至2018年同时取得了咖啡师、美国潜意识平衡的执照。

在获得心理咨商师的专业认证后，身分开始出现转换，密集地从事心理疗愈师的工作，有许多个案主动前来求助，这意味着他必须面对如浪潮般汹涌而至的负能量。

“我必须坦白说，前半年的状况比较容易受到个案的人生遭遇或心情影响。但我非常敏锐地觉察，我今天还开心地去做帮助人的工作，为什么做完心里会觉得很沉重？”

于是，他反问自己：我到底在沉重些什么？是觉得自己被对方的情绪所感染？抑或是目睹那么多人的不幸后，影响自己对世界的评断与看法？

“我觉得这中间有微妙之处，从世俗角度而言，我们和个案之间具备很深度、灵性的东西，叫作‘同理’。”

“就是换位思考。我会去理解他的感受，他的反应和他情绪的来来去去。可是大多数的人只用20%的同理，却用80%的同情。

但在疗愈上是不对的，当你去同情、可怜一个人时，你们就不对等了。 ”

后来，他意识到自己与个案之间是一个彼此独立，互相尊重，相互信赖的个体，因此他们是“同理”的关系。

“我去理解你的遭遇里的反应、情绪，甚至是你童年的经验如何影响到你现在对事情的观点。我去理解，但不是同情。同情是可怜对方，然后无限地悲悯，认为对方是弱者，很需要你给予能量和帮助。”

于是，迅速地觉察让他很快地调整好心态，抱着“同理”心看待每个个案，无形中消解了扑面而来的负能量。

吴若权成为心理咨商师后，刚开始的半年曾被个案的遭遇影响情绪，但当他渐渐学会以“同理心”去理解当事人之后，就摆脱了这种困扰。

人生中若只能有一份工作，我愿意当疗愈师
吴若权坦言，自己是不走寻常路的心理咨商师，一些执念很深的个案可能在一般传统的心理咨商师处已经咨询20至30小时却停留在原地毫无进展，接洽他以后可能3至4回就能往前走。

“如果他们在别人那里已经30次，到我这里的3至4次也是很难撼动，刚开始的那半年，我会觉得遗憾或力不从心。”

“可是，如今我站在比较同理的角度理解他。他（的执念）就是如此地根深蒂固，他现在不想动一定有想要保护自己的原因，也许在时机还没到来之前，他不动是最好。”

他认为，我们无法期待某个人一定要在我们预定的时间表内对自己忏悔、宽恕别人、找回爱、放下恐惧等等。

“当我是一个很成熟的疗愈师时，我就不会设定这个时间表，尽管我很盼望能帮助他。”

他毫不讳言，认为自己把“疗愈师”这一份工作做得很好，前来求助的人均出现了转变，为他带来更多正向的鼓励。

他跟我分享一个从美国回台湾的个案。个案的主角是一名35岁的已婚男士，原来只是到医院治疗胆结石，但是医生发现他与家人存在很严重的口角冲突，便建议他到吴若权处做咨商。

“他的婚姻关系属于情绪高涨，爱对方爱得非常猛烈，‘马景涛式’爱恨分明的那一类。医生建议他来找我，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想要杀死他爸爸。”

“他知道他没法杀死爸爸，却根深蒂固地希望爸爸老死在安养院，他只付钱却不去探望他。但其实他父母活得好好的，只是他人生的脚本和信念是这样，不想放过他的父亲。”

原来他父亲如传统的华人家长，对他要求很高，将他送出国磨练。他一直觉得父母重点关注身心有缺陷的妹妹，自己在缺爱的环境中长大，一连串的痛苦和失望变成强烈的恨意。

吴若权跟他做了3次咨商，第一次他表现出痛恨他的父亲，恨之欲其死；第二次咨商结束后，依旧表现出愤怒的情绪，可却开始松口，表示若父亲愿意道歉，他也许可以放弃杀他，不让他惨死在安养院。

“到了第三次，他完全释怀了，觉得连道歉也不重要，甚至认为自己也有应负的责任。”

“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疗愈师的工作很大的境界。帮助一个人回溯人生各阶段的脚本，找到重新解读故事的方式，就找到了他情有可原的观点。最后，终于放过了自己。”

看着一个个带着心结和痛苦前来的人，逐渐放下执念、伤口渐渐结痂痊愈，令他感到欣慰。

“我后来做的疗愈工作，会让我觉得若我的人生中只能有一份工作，那我愿意做疗愈师。”他说。

好在，他也不需要做这样的选择，我想。